冯小刚和刘震云合作的上一部电影是《手机》，与之相比，《一九四二》显得格外沉重，有些年轻观众看完甚至觉得“虐心”，刘震云却为此感动：“现在微博上流行把‘你今天看没看《一九四二》’说成‘今天你虐了吗’，我看到这句话时非常感动，你觉得虐心，就证明这电影像针一样扎痛了那些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。虐心引起思考，思考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”
快饿死时有人给你饭，吃不吃？
反正我是吃
新京报：如今大部分中国人对饥饿没有那么大危机感，为什么这部作品现在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？
刘震云：潜在意识里有危机感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盛唐时代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，但盛唐之后马上饿殍遍地；北宋时有一本书《东京梦华录》，满街的酒楼，夜里街上还唱戏，但转眼之间，南宋李清照写的词多么凄凉；犹太人，随便拉一个，知道纳粹杀过你们家人，那可不，好伤心，哭了啊。首先知道故吧，温故知故也行，接着就能知新吧。有人经常问，为什么你不说后来那场饿死人的事，我说后来那场跟前面是连着的，你能不能从先知道前面这个事开始。
新京报：中国人遭遇的苦难太多，常有人选择遗忘，现在以后，可能中国人还是会不断地这样遗忘，你怎么看这个原因？
刘震云：一种是发生了太多的，另外一种是缺少的，不时提醒一下。大家不知道1942年饿死过三百万人，相当于三个奥斯威辛集中营，写了个小说、拍了电影、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，大家都在做的话，会提醒的人多一点。只有知道了，悲剧才不会重演。
新京报：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结尾，你提出一个问题：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呢，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？你现在的选择是什么？
刘震云：我觉得，不能简单用“中国鬼”“亡国奴”来讲，你得把它放到1942年的背景下面理解。比如说卖人，任何一个人现在把老婆、把自己卖了，肯定是个悲惨的事，但在1942年，肯定是个喜悦的事。
好多哲学家要把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。要饿死的情况下，有人给你饭吃，你吃不吃？反正我是吃。
人和人之间
在黑暗角落里散发人性光芒
新京报：你在故事里也探讨人为原因，比如国民党机构腐败，但跟灾荒悲惨程度相比，这部分表现得还是比较少。你在挖掘这场灾难根源的比例上有什么考虑？
刘震云：有很多根源：旱灾、日本人的进攻、国民党贪污。灾荒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所有人在利用灾荒。国民政府靠自己确实没有支持战争的能力，看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斯大林的脸色，好多这种，跟灾民虽然不见面，确实决定着灾民的命运。更根本的原因，不能局限在二十世纪。我研究了中周以来的旱灾，单说在河南的，为什么1942年饿死了三百万人所有人不知道，证明发生得太频繁，变得不重要了。这个原因，比1942的原因重要得多。
比这个更重要的是，吃过人的人，为什么延续下来。隔三岔五，我觉得人和人之间，在黑暗的角落里散发着人性的光芒。《一九四二》是亲人一个个离去的过程，当所有人都变成陌生人时，两个陌生人瞬间能成为亲人，黑暗角落里有一丝微弱的人性的温暖。我觉得这是照亮民族生存最重要的方面，而不是我们平常听到的探照灯下说出来的冠冕堂皇的话，跟着这些没关系。
他们不是因为听了好多宏大的声音，宏大的声音永远在广播说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，他们是个体行为。
文学能否通过电影延伸，关键在于碰到谁
新京报：小说最后的附录里有两个挺黑色幽默的离婚故事，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故事放到电影里？
刘震云：我特别想放，但电影有篇幅的问题。这次放电影时不时传出笑声，但笑声发出来的频率和相声、小品不太一样。老舍先生曾说他特别想写一出悲剧，但里面充满笑声，在电影院里我感到了一丝这样的气氛，挺好。用严峻的态度对付重复的严峻就活不成了，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就化解了。
新京报：张艺谋曾说现在好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，导演选择的空间也少了。你觉得影视对文学作品是一种延伸吗？
刘震云：文学能不能通过电影延伸，关键是碰到了谁。要碰到有的导演，可能就短路，要碰到冯小刚，就不是延伸的问题，可能有点像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，升到很高的地位，大家看到了。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这样。
我合作的导演并不多。我曾说过，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，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。我就跟目光长远、合作起来又非常愉快的人合作。什么叫愉快呢，就是大家都能够让这一个事情发酵、使它成长，同时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。我估计大部分人看一件事，先看锅里有没有他的，没他的份，就走了。
■ 细节答疑
●为什么安西满、梅甘那条宗教线索后来断了？
这条线现在在电影里确实显得有点有头没尾，仅仅是篇幅的问题，大家从剧本里可以看到，牧师、安西满，后面是有结局的。日本占领洛阳之后，开始找到了托马斯·梅甘，问能不能和他们联手赈灾，托马斯马上意识到他们说“天皇跟上帝共同拯救河南人民于水火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”是政治阴谋。最后安西满真疯了，大灾之年缺的就是粮食，他终于找到了魔鬼是谁，就是粮食，于是把粮食烧了。日本兵把他打死了，两个尸体倒下形成了十字架。如果篇幅够的话，也是有冲击力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