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畅销小说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(以下简称《少年派》)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1月22日与北美同步上映。而作为全球宣传的重要一站，李安带着一脸儒雅、谦和，带着他内心藏着的那只“孟加拉虎”再次坐到《精品》面前。“人生剩下的时间有限了，你要很小心选择去做什么。”《少年派》对李安来说，是一次冒险，但“冒险是一种不安的基因，我们需要冒险才能感觉到我们活着，大不了片子拍砸了不卖钱，被人家骂。但你会有一种期待，好像你的存在不是那么无趣，好像有了一种意义”。
尽管一再说自己又一次被“掏空”，但李安仍然健谈，他并非热爱表达，他把更多的话都放在镜头和光影中，但面对听众他自持一份严谨和审慎，有一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责任感。就像他所说，此前他拍了太多人和人的关系，这次，他拍的是人和神的关系，是人在自然中、在孤独中和自己的对话。“原著小说比较受东方的影响，因为西方人基本上是游牧民族，比较有侵略性，它又有一点点犹太的东西，因为它有一种‘失乐园’的概念。所以小说本身比较客观，东西方兼容并收。我是受东方教养长大的，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。我们信奉自然的力量，像老子那样玄之又玄，道可道非常道。上帝是怎么样，神是怎么样，我们人是不知道的。宗教在电影里是一种社会行为，当主人公到了海上，没有社会行为之后，就只有人性和神性的挣扎。”
《少年派》讲述的是一名印度少年在海难后，与一只孟加拉虎、一只鬣狗、一只猩猩和一匹斑马在大海上漂流的277天。这种求生的信念里，包含着信仰的力量。李安在拍摄过程中，要抓住这个看似很虚幻、很抽象的东西。但观众想看到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影像，3D是目前最适合表现这种奇幻场景的技术，辽阔的大海，神奇的海底生物，跃起的巨大鲸鱼，这种在梦境里才会有的景象，通过3D和观众共同制造幻境。“我最初是被题材刺激，但如果没有3D，仅用2D来拍这部影片只能算完成了60%。”
《少年派》改编自畅销作家杨·马特尔的同名小说，小说曾获得了2002年的布克奖和曼布克奖。原作的改编权很早就被制片人吉尔·内特和福克斯公司看中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导演人选，直到最后李安答应接下导筒。原作者马特尔也对由李安改编十分欣赏，“他是个完美的选择。李安善于拍摄富于情感的影片，无论是私人的艺术片还是豪华的大片。《少年派》需要这样的导演，派失去了亲人，在大自然中独立面对挑战，这是他内心的故事。李安有能力拍出这种复杂的情感内核。”而在李安看来，这部《少年派》是一则“关于信仰的寓言，所传递的是分享故事的价值”。
“冒险是一种不安的基因，我们需要冒险才能感觉到我们活着。”
记者：我们都认为李安是懂“人”的导演，你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在一个非常确定的社会形态，而且角色非常多。这部电影最主要的情节是海上，一个男孩和一个老虎，还有他臆想中的神。这些动物的社会性很低的，你怎么让这些角色之间发生关系？
李安：这个片子的确不是一个社会性题材，它的关系是人跟自己的关系、人跟神的关系。你可以说是神创造了我们，也可以说是我们创造了神。但在有些情况下，你需要面对自己心中的那个神，这是一种萃取得比较纯粹的关系。拍摄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还蛮感人的结尾，船终于靠岸，老虎不回头看男孩，一上岸就走了，那一瞬间男孩自己一厢情愿地动了很多情，我们总说万物有情，其实都是我们的心情。我的工作不是几个人对戏，甚至不是男孩跟老虎对戏，而是用视觉把心境反映出来。在视觉上我很喜欢水，因为它透明又反光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。
记者：少年派在小说中并没有选择任何一个宗教，他前半段在大海上求生，后面进入幻想。你觉得他一直坚持的信仰是什么？
李安：表面上这还是很好看的电影，有冒险，有思辨，有问题，有惆怅的情绪，因为我拍的是一个主流电影，起起落落还是很重要。派是个小孩，他对精神的层面有一种追求，人是唯一会无聊，会发疯，会神经质，会脆弱，会沮丧的动物。那个小孩对神有求知欲，他想知道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创世主，有没有造物者，我们跟它的关系。为什么这个世界要创造出来？为什么人要受苦受难？人内在的神是什么？不安是什么？那只老虎是什么？不管是卧虎还是藏龙，那个“藏”有一个内心的追求，求到里面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有这种幻觉。这种幻觉是我们存在的本质意义。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都会专门让学生去讨论这本书，用来启发孩子们的思想。作为一个拍片者我有我的想法，可能我绝对不能讲，讲了好像一种标准答案。
记者：这个电影本身是讲冒险的故事，你怎么理解冒险这件事？你本人认为自己最成功的冒险是什么？你还期待怎么样的冒险？
李安：我现在刚刚拍完片，我很想休息，不敢冒险。冒险是一种不安的基因，我们需要冒险才能感觉到我们活着，当然我表现出来的不是去跳伞或者攀岩，我喜欢拍做不出来的电影，不按牌理出牌。我们的训练师训练老虎，他的判断慢了半秒，人就没有命了，可他就是每天要进那个老虎笼子里去。他说只有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
记者：你在电影上最成功的一次冒险是什么？
李安：应该是这部。冒险蛮大的，不过也不要紧，大不了片子拍砸了不卖钱，被人家骂。但你会有一种期待，好像你的存在不是那么无趣，好像有了一种意义。
“《色·戒》没有赔钱，可是我觉得口评不好，心里面怄。”
记者：你从2003年拍完《绿巨人》之后时隔十年再次接触主流商业大片，但《绿巨人》票房并不理想，是否想通过这部影片为你的商业之路扳回一局？你自己在文艺片和商业片之间有没有过纠结或者反思？
李安：有，只有这部片有。通常我要拍什么就拍什么，基本上我拍文艺片口碑好，得奖了，然后卖座了就变成了商业片。其实电影很通俗，但里面会藏着一些意义。你讲的那个情结会有，《色·戒》没有赔钱，可是我觉得口评不好，心里面怄。其实那个投资成本比这个还大，我不适应那么大阵仗去卖片子，我在那里面对艺术还是有坚持，就像《卧虎藏龙》虽然它是一个通俗剧，可我是想利用那个形式讲一些东西。《绿巨人》也是，它讲的是一个愤怒的人。但可能触动的神经不太对，票房就是不好，一个片子成不成功你真的是想不到。当然十年以后我也聪明了很多。我被《少年派》这个小说触动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看到了很多视觉方面的可能性，但如果没有3D技术这些可能性都不会实现。
记者： 《少年派》从筹备到开始用了4年，您是导演也是制片人。刚刚您说不习惯“大阵仗”的东西，那么这个影片您是怎么在创作和成本以及资源上平衡的呢？
李安：投资一大，整个片场作业心态就会不一样，你要抗衡的东西很大。我现在自己制片，没有人帮我扛。不像呆在台湾的时候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，你得先把它拍出来。最后的一年半挺难熬的。作为电影工作者，最难的就是要把观众放在一个幻觉里面，不要走出去，一分神那个幻觉散了，电影就不成立了。所以我们想尽方法吸引观众注意，丝丝入扣，一点都不能放松。你怎么样保持那个幻觉不破灭、保持故事的新意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和编剧写了将近四百稿剧本，我带了三千人做了将近四年，他们跟着我创造的幻觉这么走，我心理压力也相当大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剧本，我就自己写，写些家庭剧，但之后写不动了就需要被动地受刺激。我基本上还是一个拍电影狂，电影的奴隶。
“我没有真按照卡梅隆的方法去做，有些不是这么回事，那我就照我的意思拍。”
记者：自从《阿凡达》的3D技术问世后又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你拍3D的时候有什么突破吗？
李安：有很大的突破，比如《阿凡达》里水是不动的，主要是船的戏，不是水的戏，他做出的浪像在洗澡浴缸里一样。我就把它改进了，我自己创造一个水槽，控制波长，控制浪形，12个大机器吸水造浪，让它的形状能跟海上的比较像。詹姆斯·卡梅隆是技术和科技的天才，他本身很投入，像我现在用的机器也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发明的，我是跟他的公司租用的。他对发展新科技很有兴趣，但我是需要用到才上手学习。卡梅隆拍了《阿凡达》以后写了一本手册，告诉世界3D应该这么拍。但我没有真按照他的方法去做，我试验了一下有些不是这么回事，那我就照我的意思拍。
记者：能谈谈具体的吗？
李安：比如卡梅隆说你的摄影机跟焦在哪里，你的眼睛就得跟到哪里。但我觉得不对，因为人的眼睛不是摄影机，你如果老是跟着焦点，到哪里都这么看，是很不自然的。他的《阿凡达》就是这样拍的，但《阿凡达》以后没有人按照那个走。
记者：现在很多电影，包括好莱坞大片都是后期转成3D，您觉得这种做法对3D的普及是不是破坏？
李安：现在除了好莱坞大片，很多小片也在这么做。但《泰坦尼克号》还是做得很好，卡梅隆筹资了1500万，花了很多时间，而且他是行家。如果做得好重新体验一遍，再卖一回钱，也挺不错的。但我希望不管国内也好，国外也好，做3D能够把它做好，不然把大家胃口搞坏了对整个3D的市场前景不好。现在3D还是很贵，如果我要拍一个比较小的文艺片，可能就不做3D了。但将来便宜了即使是小文艺片，3D看起来还是不一样，它的叙情不一样，它更有细节性，它有一种新的场面调度，有另外一套东西在。我很期待能够用3D来拍戏剧性的电影，那时候甚至是人讲话，人在什么地方，我觉得也有新的契机。只要我钱够的话我会想继续拍3D。
“在拍《色·戒》的时候我的中年危机已经过了，我的中年危机是拍《卧虎藏龙》和《绿巨人》的时候。”
记者：你在《色·戒》之后透露过那时候你遇到了中年危机，然后你拍摄了《制造伍德斯托克》，那是很青年很叛逆的题材，现在这部《少年派》又通过一个少年的世界回归心灵。这几部电影是您人生经验的一种投射吗？您已经度过中年危机了吗？
李安：所谓的中年危机是美国70年代讲出来的，人到了中年身体各方面就有危机感，会失望，会惶恐。其实我在拍《色·戒》的时候已经过了，我的中年危机是我拍《卧虎藏龙》和《绿巨人》的时候，我差不多45岁，那时真的全身酸痛，我又是在拍动作，拍武打，拍野性那么大的东西。以前不管再怎么累睡三天觉起来以后还好，但那时候好像什么都不对了，看人也有点不对劲了，看电影的路数也在变。每个人中年危机表现方式不一样，有的人的表现是去买个跑车、追年轻女孩，我有个朋友的表现就是天天买书、看书，买到家里完全装不下。后来我中年危机度过了，我想自己安定一下，拍个没什么人看的电影，就是很小成本的《断臂山》，没想到又红了，真的没有算到拿了奥斯卡。《色·戒》一直在我脑海里面，我一直想有机会拍出来，那是属于我父母那代人的东西，我不拍的话可能就没人拍了，有这个心的人没有这个资源，有资源的人可能没有能力去拍，我觉得有一种文化上的责任，也想做电影上的突破。现在，人过了中年很多事情变得聪明了，不是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，过了中年你就要更尽力一点，人生剩下的时间有限了，你要很小心选择做什么。我就是在那个情景下拍的《色·戒》，《色·戒》把我拍得很伤。然后我拍了《制造伍德斯托克》，那个是美国最后一个纯真的年代，那个题材很打动我，我希望能够快乐一点。然后又回到现在这个电影，我想我对纯真的东西还是有点追求，我希望永远不要中年，不要变老变坏，保持一颗赤子之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