距离电影《白鹿原》上映愈来愈近，围绕电影的各种话题早已吊足了观众的胃口，可导演王全安依旧忐忑。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说：这大概是导演的通病，即便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卡梅隆也不例外。
在日前由《文史参考》杂志主办的“国历沙龙”上，记者见到的王全安，一顶棒球帽、一身休闲装，透着三秦男儿特有的诚恳和粗犷。别人发言，他安静聆听；自己发言，不故作深沉、不居高临下，语气谦和又暗含力道。当然，我们谈论的焦点还是电影《白鹿原》。
“改编《白鹿原》几乎是九死一生”
记者：电影《白鹿原》9年中经历了“换导演”、“换演员”、“被撤资”等各种风波。有人说，接力棒从“第四代”导演吴天明传到了“第五代”张艺谋，到你手里恐怕已经成了“烫手的山芋”。你为何决定接下它？
王全安：《白鹿原》用陕西方言写成，是一部地域性很强的小说，由陕西人来拍电影似乎顺理成章。不过，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打动了我。它写出了陕西人尤其是关中农民的精神特质。我决定拍电影《白鹿原》之后，首先到陈忠实当年翻阅三个县志的地方待了一个多月。这让我确立了对这部作品的信心，因为它是扎实可靠、值得信任的。小说《白鹿原》给人最直观的一个印象是血性，写出了陕西人性格的质地，外表看起来木讷，性子有点“一根筋”，甚至有些暴烈；另一印象是情爱。二者的结合，反映出这片土地的繁衍的力量。所以，拍摄《白鹿原》是一项挑战。
记者：这种挑战来自于剧本改编吗？原作曾获茅盾文学奖，畅销近20年，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、几代人的阅读记忆。把这部具有史诗气质的文学作品，改编为有限长度的电影，十分冒险。
王全安：改编《白鹿原》的过程几乎就是九死一生！就像你主动跳入一个陷阱，既要不怕死，也要有智慧，想方设法从陷阱里逃生。
《白鹿原》给我的感觉尤其如此。它太庞大，洋洋洒洒几十万字，展现了半个世纪里近百人的历史，电影根本不可能全部容纳。所以，改编的基础在于找到适合自己表达的方式，重建一部完整的电影。我们抓住了两条主线索，一是关于历史、时代大背景的风云变幻；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。我们先将原作打散，而后筛选、简化，按照主线索重新建构一个电影文本它源自小说，又具有电影本身的语境和价值，能带给观众新鲜的体验和感性滋味。
特别要感谢陈忠实，给了我重走这段历史的机会。我希望，观众通过电影也能获得这种历史的在场感和参与感。
记者：小说《白鹿原》，必然“浸染”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思潮。如今在银幕上再现“白鹿原”，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是什么？
王全安：拍摄前，我曾与陈忠实有过交流。他告诉我，《白鹿原》最想说的就是一句话：自从封建帝制瓦解之后，我们的文化就没找到“北”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而电影《白鹿原》想表达的是，一百年前，我们的农耕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下，被迫向西方学习，于是有了一百多年来的自我批评、检讨反思。我们不断质疑、动摇自己的文化传统，我们受挫、愤怒、迷茫，一直在找寻方向。国家体制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建成，而民族心理、伦理价值绝不可能。缺少传统文化的支撑和约束，我们的精神不断受“苦”，它摇摆到一边直至头破血流，随后摆向相反方向，可能又是一个极端。在今天，这个钟摆就摆向了欲望。这全是由于一百年来，我们的 “精神家园”不断失守造成。
“中国电影无需揠苗助长，更无需过度保护”
记者：电影《白鹿原》最初版本长达四五个小时，而即将上映的版本只有两个半小时，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？这些剪辑对你试图表达的厚重有没有伤害？
王全安：电影导演，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，即个性与标准之间的冲突。现在《白鹿原》要到美国发行，美国人竟然要求按照他们的方式重新剪辑！所以，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职业问题。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行业，就更应该把时间和功夫都用在电影本身。你想，电影诞生百年，名垂青史的才有多少部电影？多少位大师？所以，真正困难的在于完成一部好电影。
电影人还是要回归自己的职业，别回避，也别哭闹撒娇，尽力在现有条件下取得最大的进展。要知道，艺术家自身的惰性也是很大的，阻力也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激发。你“冲”过去了，在表达方式上有所突破，反倒是一种成全。《白鹿原》拍摄完毕，我内心比较安然，可以坦荡地交给陈忠实，交给历史。至于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完整地交给观众，与作品完成相比，并不是那么重要。对中国电影环境的未来，我也并不悲观。
记者：这次出任长春国际电影节评审主席，你对中国电影的当下与未来是否有了新看法？
王全安：参加长春国际电影节任评审主席，是我很想更多地关注中国电影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，为中国电影多做点什么，也希望能跳出自己的电影小圈子，以更宏观的视角去思考中国电影。我认为，正能量是当下中国电影最需要的。过去，我们批判、抱怨、哭诉的已然很多，甚至成了一种矫情。抱怨和批判，实质是对自我的解脱，而这也催生一批批的“懒人”。说实话，建设比批判、破坏要吃力很多，因为建设要承担风险、承担后果。
从大环境的营造来看，中国电影无需揠苗助长，也无需过度保护。能够给予中国电影相对宽松的条件以及与国外电影接近的待遇，也许是最好的保护。面对好莱坞，最好方法就是学习对方。学习它通行世界的秘诀不仅仅是大投入、大制作，而是对人性的挖掘、道德的理解。后者，恰恰是我们最缺乏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