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数据上看，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中，威尼斯是最器重中国影人的。即便只从1989年首次斩获金狮奖的《悲情城市》算起，也已有36部作品入围主竞赛单元，如若将在各单元中斩获大奖的影人单独拎出来，也能轻易组建一支阵容豪华且有着丰厚替补阵营的“国家队”，其在世界影坛的影响力，全非我们又臭又烂的国足可以相比。当然，这一切得感谢一个洋教头，几乎成了华语电影人干爹的马可.穆勒。
马可.穆勒，华语电影人远走的干爹
请翻阅金狮奖历史名单，2005年《断背山》、2006年《三峡好人》、2007年《色，戒》。虽说《断背山》并非华语电影，但这么三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特征，也可简单概括为“华语影人三连庄”。其间，作为电影节主席的，正是从文革那阵就深具中国情怀的意大利人马可.穆勒。
不要再以阴谋论揣度评奖过程了，三部金狮奖作品的质量确实够格，至于马可.穆勒深厚的中国背景是否影响了决策，那将是仁者见仁的历史悬案了。这个说着一口流利京腔并时常帮同胞做翻译的老外，早在1974年就来中国了。即便已经与时俱进的在文革浪潮中练就几段样板戏，但辽宁大学的群众文艺专业，显然还是不能满足不他庞大的艺术胃口，而同胞安东尼奥尼那部被全国村公所高挂喇叭狂批的《中国》，也不能阻止他对东方对革命的热情。
喧嚣混乱的大时代结束了，20多岁的意大利人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陆续结实第四代电影人，以及恢复高考后求知似渴的、与其同龄的、“未来的主人翁”。谢晋的《红色娘子军》让他沉迷于中国导演独特的艺术手法，而诸如《神女》、《十字街头》、《天涯歌女》这样的黑白老片，则让他发现了华语电影在雕琢时代方面的深厚功底，“正因为中国电影才让我觉得我应该继续把时间奉献给电影，甚至去主办大型的国际电影节。”从都灵到佩萨罗，从鹿特丹到洛迦诺，一个个电影节锻炼出的出色组织和选片能力，让他在1980年代走进了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。
华语电影，尤其是内地电影，在欧洲影展和艺术片市场上开始受重视，客观上得益于被时代压抑已久积蓄吐槽的表达欲，塑造出一批极其有力并吻合时代的力作；主观上，当然得感谢马可.穆勒这位负责威尼斯电影节亚洲区选片工作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，风头正盛的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佼佼者，加之内地紧绷的电影政策逼出另一批吐槽欲强烈的第六代，成就了一番番横扫威尼斯电影节的华语风暴，侯孝贤、张艺谋、蔡明亮、张元、姜文、贾樟柯等作者电影导演，一个个被铭记在荣誉之柱上。
近年来，电检制度的逐渐宽松，却伴随着商业手铐的逐渐收紧，让华语电影在票房虚高的形势下，呈现出质量严重疲软的窘态，本就不易被国外观众通过电影故事关注的中国现实，变得彻底没人拍。已执掌电影节主席帅印长达8年之久的老马，选择这种时候收山再合适不过，临走那年（2011），他最后一次疯狂的将4部华语电影拉入主竞赛单元，《桃姐》、《人山人海》、《夺命金》和《赛德克巴莱》共同辅佐了华语电影艺术价值的回光返照。
像追悼一样，让我们记住老马为世界带来的难忘华语影人们。因为干爹已远去，至少在新任电影节主席阿贝托 巴贝拉的眼中，目前的华语电影一无是处，毫无惊喜。
由华语电影教头老马领衔的华语电影队（3-4-3阵型）
门将贾樟柯，时代河流的守望者
代表当今中国电影文化旗帜的贾樟柯，在不知多少的中小电影节满载了荣耀的贾樟柯，地下苦苦挣扎地上聪明备至的贾樟柯，2006年以惊喜电影（《三峡好人》的身份，最后一刻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却轻松收获走最高的金狮奖。
急剧变化中的中国，像一条湍急的河流，趟过的那些险滩就是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好题材，若被有心人拾掇，它们就将从日报的社会版走出，升华成为一个个具有了艺术性凝聚了时代精髓的鲜活个体。贾樟柯显然就是这个聪明的有心人，他冷静地盯着河面，打捞被激流冲得粉碎的灵魂，成长为游手好闲的《小武》、挥发荷尔蒙的《任逍遥》、追逐列车的《站台》、被工程丰碑逐于边缘的《三峡好人》……以及时代中一样却又不一样的我们。在大坝筑起之时，在他认为中国巨变即将结束之时，威尼斯记住了他。
左边卫凌孜，叶剑英的文艺女儿
恐怕没多少人记得《原野》，这“刘晓庆第一部裸戏”。 改编自曹禺同名小说的这部电影，早在1981年就拍摄完成，却历时7年才得以上映，荣获1988年《大众电影》百花奖最佳故事片。
更少人知道，这部影片是由叶剑英女儿凌孜（叶向真）以20万元的极低成本，以及向北影厂和长影厂借演员而拍摄完毕。而且，它被时任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 穆勒选走，成为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的中国电影。可以想见，那个年代（1981）的电影局不比现在开明多少，这部“男盗女娼”的片子“不能代表中国参赛”，由于凌孜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，电影局无权干涉，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198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，并被当做了日本导演。影片虽然获得那一届的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，但回来后随即被定为“只能外销，禁止内销”。凌孜的父亲叶帅于1986年去世，并没能看到女儿随后两年的“文艺平反”。
拖后中卫侯孝贤，悲情城市引来金狮
1945年8月15日，基隆港的广播里宣布着日本投降的消息，来电了，林家老大文雄拧亮了灯泡，呱呱坠地的儿子在嚎啕大哭。这是电影《悲情城市》的开头，侯导远远地站在社会之外，他要冷静地叙述台湾岁月了。
这阵来电，远非是台湾新电影中的第一缕光亮；这声啼哭，也并非是侯孝贤伟大作品谱系中的最大声。却足以照亮威尼斯电影节的红地毯，足以让全世界影迷关注愈发成熟而大气的华语电影——1989年，混杂着闽南语、日语、客家话、广东话、国语的《悲情城市》，为华语电影荣获了第一樽金狮奖。从时代群像走向大历史的侯孝贤，即便穿着言行像个粗糙的台湾黑道大哥，却从此沉稳地远远站在角色、故事、镜头和历史后面，保持住那种叫做“大师”的距离。
